这座小城在极北的地方，大半年时间都刮着暴风雪，剩下的小半年，一半是小雪，一半是晴天。整座城里只有一家酒馆——别误会，我说的不是年轻人蹦迪的酒吧，而是我们这些中老年人喜欢坐坐的酒馆，我就在酒馆里工作。
说是工作，其实我就是酒馆的老板；说是老板，整个酒馆只有五个员工。我每天都遇见形形色色的客人，有衣衫褴褛，一次只要一碗温米酒的乞丐；有能连吹几十瓶不倒的工人，也有一副暴发户打扮，进屋一掷千金的土豪，众生百态，莫过于此。
街上有一个流浪汉，大家管他叫伊万，我便也跟着叫伊万。伊万不是本地人，听来喝酒的人说，他是从南方来的，经营生意失败才落到了这副田地，人不人鬼不鬼的在街上闲游，甚至我从认识他起，他就没换过衣服，也不知道换不换内裤。
伊万每周来三次，每次都要一瓶二锅头，喝醉了就出门躺着，我曾劝他喝醉了酒不能躺在雪地里，可他也从未听过我的话。记得有一次他在雪地里躺了整整一天，我们都以为他死了，我走上前想要抬走他，他又突然跳起来离去，从此我也再没管过他在门外躺多久。
常来酒馆的人都知道，伊万精神不太好，平时没什么事，一喝醉了酒就可能会出乱子。上个月他跳上了桌子，抓着空的酒瓶当作机关枪，大喊着前面有一人多高的蟑螂，就开始在桌子上左右滑动，我和几个壮汉用尽全力才把他控制住。说来奇怪，伊万清醒之后从不承认自己干过这些事，甚至连一点记忆也没有，我们只好当他喝酒断了片。
今年的雪格外的大，我花三个小时才扫清门口的积雪，吧台边的电视机还是几十年前的老古董，信号经常不好，便只能看到满屏幕的雪花，如此一来，屋里屋外就都下起了雪。
一天都没有什么人，即使对于见惯了大雪的北国居民而言，这场雪也太猛烈了，上次这么大的雪还是在20来年前。
伊万裹着一身破棉絮进来了，还带进了零下20度的寒气。我赶紧让他关好门，扔给他一瓶二锅头，可他看着我：“今天要三瓶。”我本应该问点什么，以显示我有人情味，但我只是又扔给他两瓶。伊万没说什么，沉默地坐在吧台边开始喝酒。
我们都无言。
伊万又喝醉了，他抓着我的肩膀，看着我的眼睛，嘴里面喷薄而出口臭，酒气和烟味，几乎把我熏晕过去。他絮絮叨叨地说着他讲过无数遍的往事，大多是伙计们听不懂的名词，收容专家，休谟之类的。有伙计打趣他，只是在说自己编的故事，他便涨红了脸，大着舌头争辩：“这些，不不不是编的，我我我我保证…”
不过此时已经没有人听他说话了，他就颓唐地喝光手里的酒，抓着酒瓶子出了门，白茫茫的一片顿时遮住了他。
剩余的一天里零星来了几个人，工作结束了，我合上了卷帘门，拉开了吧台的暗格，里面放着一套白大褂和一张发黄的工作证。上一次穿它们是什么时候来着？或许是15年，或许是20年，我的记忆也随着北风呼啸而模糊了。
我们都没想到一个庞然大物的消逝会如此迅速而无声，在5个月没有新的异常，5个月没有新的资金之后，O5们宣布基金会正式解散了。虽然忘记了很多，但我清楚地记得那天是个罕见的大雪天气，雪片砸在我们每个人的脸上。
伊万几个月再没来喝酒，听熟识的客人说他醉死在了雪地里，死的时候手里还抓着酒瓶子。我找到小城的公墓，在一个角落看见了伊万的坟，墓碑上刻着他早就写在破棉袄夹层里的墓志铭。我摆上一束花，为伊万，也为我埋葬在风雪里的寒冷回忆。
曾经旁人都笑伊万疯癫，我便也跟着笑，笑着笑着，就不知道是在笑他还是在笑自己了，当初的站点主管，意气风发，如今也只在酷寒烈风中偷生，或许也在笑那基金会，奋斗无数世纪而仍然死在了黑暗中。
听天气预报说明天雪会小一点，希望能多几个客人。